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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pk10中央纪委原副书记刘丽英:查办

  刘丽英,1932年生,中央纪委原副书记。从1979年中央纪委恢复重建时调入,至2002年离休。她在中央纪委工作了24个年头,曾负责查办无锡邓斌案、河北李真案、沈阳“慕绥新、马向东案”等大要案。刘丽英敢于碰硬,刚正不阿,不徇私情,被群众称为“女包公”,纪检“铁娘子”。

  即使在条件艰苦的恢复重建初期,我们查案子就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办过的案件一定要“板上钉钉带拐弯”

  1979年1月3日,中央委员会恢复重建后,第一次召开会议,陈云同志主持,全国100名委员参加,我有幸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组织上就决定让我做中央纪委的专职委员,开完会我立即回沈阳办了手续,2月就去中央纪委报到了。

  中央纪委组建后,最早的办公地点在中央组织部办公楼4层,后搬到南长街81号,一共六层楼,给我们四层。工作人员来自四面八方,从部队来一部分,中央各个部门来一些,北京市来一些,外地各个省来的比较少。大家虽然都没有做过纪检工作,但都是经过严格审查的干部,政治思想性、北京pk10组织纪律性都很强。

  当时中央纪委查案子的检查室就两个,一室主要负责联系企业,二室负责联系党政机关、公检法。我调过来以后被任命为二室副主任,但是,根据形势的需要,我实际上是在参与审查“”的专案组具体工作,后来又参与了案审判工作。

  1981年,中央纪委领导让我牵头组建第三检查室,负责地方工作,主要联系东北、华北8个省市。我是副主任,又给两个人,我们3人坐在一间办公室里,边研究、边摸索,就这样很快把地方工作开展起来了。

  那时地方的案子很多,我们中央纪委的工作人手少,哪个案子都要从当地抽调一些人,对每个人的能力素质了解的也不是很全面,因此压力也很大,凡事都要亲力亲为,经常都是凌晨一两点才睡觉。我当时最怕半夜电话响,怕案子出差错,怕发生冤假错案。所以我常对案件组的同志们说,办案一定要“板上钉钉带拐弯”,就是你这个案子查完以后,钉了钉子还不行,还得拐弯儿,钉能拔出来,拐弯就拔不出来了。

  条件再艰苦,我们查案子也坚持实事求是、证据牢靠,别管他是高级干部还是一般干部,咱们都一个标准,严格依照纪律和法律,该批评教育的,该纪律处分的,该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定性处理要准确,不能含糊。我离休16年了,谁来我都问,有没有翻案的,他们说到现在也没有,都是铁案,经得起历史检验。

  我们严肃查处腐败,但咱们的工作政治性很强,我们党历来讲政策,宽严相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即便是违纪违法的干部,该吃饭时就让吃饭,该请大夫请大夫,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我们用组织的关怀感化被调查对象,使其主动讲清楚,争取从轻处理。查办江西省原省长倪献策案件时,他一开始对立情绪很重,不肯交代自己的问题。我像老大姐一样跟他进行了聊天式的谈话,后来他就转变了态度。有一天他一大早来找我交代问题,我一看就问他:“还没吃饭吧?赶紧吃完饭再说。”问题再严重,也得让人吃饭。查办沈阳市委原副书记、市长慕绥新案时,他生病了我们给他治疗,还让他妻子陪护,非常人性化。

  我这一生一个是在公安系统工作,一个是在纪检机关工作。纪委恢复重建初期,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干,我的很多工作经验都派上了用场。1983年的时候我担任三室副主任,接到山西运城纪委干部张戈用鸡毛信形式寄来的一封长信,反映他们那里一些领导干部挪用扶贫救济款、贪占国家防洪建材建私宅的问题,张戈本人因秉公调查案件,全家都遭到打击报复。

  那段时间,正是全国的建房热潮,我们接到反映这方面问题的群众来信非常多。我想,张戈反映的问题,不仅仅发生在运城地区,而是在全国各地普遍存在的一种不正之风,一定要调查清楚。我3月10日带着工作人员去了运城,12月29日回来的,在那待了快一年。刚到那儿的时候,我们到地委开了一次碰头会,运城地委有关领导表示,张戈反映的只是“个人意见”。后来地区公安局送来了张戈案预审报告和有关材料,我干了几十年公安,对刑侦预审程序很熟悉。看过材料我没表态,而是根据其中的线索,先到防洪工地现场查看、向门卫了解情况,北京pk10中央纪委原副书记刘丽英:查办李真案、“慕马案”时曾面对重大阻力和诬告然后不提前打招呼去到吕梁山深处的贫困村民家里走访。专案组做了大量周密的核实,最后不仅为张戈案平反,还把领导干部建私房的典型案例一一曝光,对贪污扶贫救济款、盗用防洪建材的领导干部严厉惩处,在全国起到了震慑作用。

  我们在运城查案时,因为涉及部队,有部队的同志参与进来调查,部队调查需要在指定的时间和地点说明问题,这是对办案的同志负责,也是对犯错误的同志负责,更是为了保证办案安全。最后我们就搞了一个规定时间规定地点说明问题,就是为了保护干部,效果非常好。1990年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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